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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李玉章同志回忆录
我于1929年11月1日出生在傅庄东北村一个贫农的家里，上无片瓦，下无寸土，靠父亲打工维生。母亲深知不识字的苦楚，力主我上学，1936年春便送我进傅庄（关帝庙）小学念书。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，战火殃及临沂，学校停办。1939年夏，日伪军在傅庄设据点，学校复课，由临沂城里的崔振华任校长，次年春我再次入学，1945年夏高小毕业。1946年春进傅庄赵家碗窑厂当学徒工，1948年冬便顶班做工。这时成立工会，我和百多名工人一同参加了工会。1949年3月任工会副主席，同年秋被选为代表，于9月底参加了临沂县****届****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。同年11月29日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50年春组建朱陈区职工联合工会，区长曹玉坤兼任主席，我任副主席。1951年7月我被选为代表，出席了山东省第二次工人代表大会。同年10月调临沂县公安局工作。调公安局后，先在秘书股任文书。1953年春任公安局政治协理员室干事。1954年12月调临沂地区公安处政治处任干事。1973年冬任政保科副科长，1976年10月任科长。1980年3月任劳教所所长。1982年6月回政保科继续担任科长。1984年10月，我已满55岁，适逢体制改革退居二线，任科级侦查员。1985年6月政保科改称国家安全科，受省公安厅和国家安全厅双重领导。1990年临沂市组建国家安全局，密侦业务和部分干部归安全局，我和另一部分干部留下重组政保科，1991年10月离休（享受副处级待遇）。
回顾自己的工作历程，有几件事情记忆犹新：
1951年“镇反”之后，为彻底摧毁反动会道门组织，防止其死灰复燃，临沂县公安局于1952年1月至6月，先后在相公庄、南庄、朱陈和葛家王平庄举办了四次训练班。对800多名道首和办道人员集中进行教育，由局长张方庚讲课，谈危害、讲政策、指出路,然后分组讨论,现身说法进行自我教育,收到良好效果。根据他们的检举揭发，抓获了仍在秘密进行道务活动的大道首杨立义。在南庄以南的杏花庄的一个地洞中抓到潜藏已久的大道首李玉臻，经法院审理被判处死刑。当时我也抽调来参加集训，一直到结束，每次都带领一个组，指导他们讨论，启发他们提高觉悟，消除顾虑，表表决心，誓与会道门断绝关系。这是我初次接触此类工作，经过实战，增长了许多经验。
1953年冬，津浦铁路滕县至薛城段有大量钢轨被盗，给铁路交通带来极大隐患。盗轨者大多是临沂、苍山两县结合部一带村庄的村民。山东省公安厅责令临沂地区公安处抽调临沂、苍山两县的公安干警组成专案组开展工作，我被抽调其中。我们对70多名盗轨者就地集中教育，采用自我交代与相互揭发的方法找出组织者，然后根据罪恶大小，本着首恶必办、胁从不问的原则将罪大恶极的10人判处死刑。自从我任政保科长之后，在全区政保干部的努力下，对于所发生的反革命集团、反动会道门复辟、与境外敌特机关勾连等政治案件，破案率都在90%以上，因此政保科多次被评为先进单位。
1982年春，遵照中共中央、国务院（中发1982年8号文件）精神，对全区近200名在押的原国民党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全部释放，由政保科王合宜同志配合民政部门将其逐个安置，让他们与家人团聚，安度晚年，并按月发给生活补助费。这对去台湾的国民党军老兵震撼很大，从那时起他们就悄悄地转道回乡探亲。公安机关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向来者讲明政策，申明大义，不计前嫌，告知他们来去自由，保证人身安全。不久，去台老兵就冲破台湾当局禁令，纷纷回乡探亲。此事对促进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不无关系。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，因对敌斗争需要，把我方人员派进敌人内部，或者从敌人内部拉过来为我所用。这些人员都以反动面目在敌人内部长期卧底，忠实地执行我党交给的特殊任务。当时对他们实行单线领导，知者甚少。其中有些暴露的遭敌人杀害，或者被我方误杀。活下来的有一些在历次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，蒙受不白之冤，未予平凡昭雪。1986年9月，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办发（1986）16号文件精神，市委组织部、民政局和公安局组成专门办公室，由我和王合宜同志具体操作，通过调查取证为全区22名情侦人员落实了政策：其中追认为烈士的2人，按因公牺牲享受烈士待遇的2人，平反恢复名誉的12人，恢复党籍1人，接工龄退休改离休2人。在经济上给予定期补助的4人，发给一次性补助的10人。政策暖人心，死了的在九泉之下也会瞑目；活着的重回党的怀抱，无不感激涕零。
我在公安战线上度过了40个春秋，事迹平平，不敢言功，上级领导机关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：1988年7月1日国家安全部授予我“荣誉证章”1枚，1991年7月26日山东省公安厅授予我“人民警察二级金盾荣誉章”1枚，使我深受鼓舞，鞭策我保持晚节。
（李玉章 供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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