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迟到”的烈士父亲—于鸿濂

发布时间：2015-03-25 05:08:59 作者：罗庄文史 发布者：luozhuangwenshi 浏览次数：2275  类别：我的随笔  

    在儿时的记忆里，几乎没有父亲的概念。只有母亲和我孤苦伶仃，相依为命。在不解、困惑、自卑与歧视中度过了30多个艰难困苦的岁月。

    听母亲讲，我是1935年出生，属猪的。那时我父亲正在临沂第三乡村师范学校读书。我两岁的时候，也就是1937年的7月7日，卢沟桥事变，抗日战争爆发。很快北京沦陷，华北沦陷，不久济南也被鬼子占领，临沂城岌岌可危。到了年底，父亲寄来最后一封信。他在信中告诉母亲，日本鬼子很快就要打到临沂了，迫于形势，学校要撤往河南老河口，他已决定与学校同行，将在那儿继续读书；并告诉母亲不要挂念他，嘱咐母亲多多保重；日本鬼子气焰嚣张，惨无人道要时时处处多加小心，看护好孩子。他让母亲相信：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，不是不报，时机未到，中国人民一定能把小鬼子打出中国去。

    母亲说，自收到父亲的这封信后，形势越来越紧，父亲的信再也没有收到过，从此便与父亲失去了联系。

    1938年初，日本鬼子的铁蹄踏上了沂蒙大地。4月21日，临沂城失陷，战火硝烟弥漫着沂蒙大地，恐惧、愤懑弥漫在人们心头。枪炮声，呼喊声，惨叫声不绝于耳；烧杀事，抢劫事，奸淫事，事事惊心，惊吓，跑反，无时不有。母亲整天以泪洗面，提心吊胆，忧心如焚，既思念只身在外的父亲，又要抚养看护年龄幼小、不谙人事的我，一有动静就得跑反，没有动静还得下地劳动，料理家务。一个独守女人还带着个孩子，真是苦不堪言，度日如年！

    抗战期间，鬼子和汉奸认为我父亲出去抗日去了，对俺娘俩极端敌视，可他们却又抓不到任何证据：谁也不知道我父亲究竟是去了延安，还是去了南京。虽然如此，俺娘俩却没少挨他们的盘查、辱骂和殴打。母亲总是咬牙忍受着。其实俺也很想知道父亲去了哪里？是死还是活！

    解放战争期间，国民党反动派也极力盘查我父亲的去向，怀疑我父亲是八路军是共产党，可谁也没见过我父亲的面，也拿不准到底在外边是干什么的。我母亲照例受到敌视、辱骂和盘问。说实在的，那些年我娘俩就像在刀尖上过日子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

    全国解放后，该过平安日子了。可由于我父亲始终没有消息，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中，俺娘俩仍没有摆脱被白眼歧视的处境。母亲要定期参加批斗会，每天都要扫大街。母亲照例默默地忍受着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能有啥法子呢？我知道在母亲的心里，每时每刻都在思念着父亲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为啥就一去不复返，杳无音讯呢？母亲不止一次地告诉我：要相信父亲是不会干坏事的，他是一个知书达理、爱憎分明的堂堂汉子，不管外人怎么猜测、怎么怀疑、怎么折磨，要坚信父亲是一个好人，是一个正直的人，是一个有理想、有抱负的人。

    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母亲苍老了，但她始终没有失望，没有畏难，仍坚强地活着。她没有辜负父亲对她的嘱托，终于一把鼻涕两行泪、半碗稀粥一窝头把我抚养成人，娶妻生子，成家立业。我长大了，我懂事了，我知道母亲为了我父亲，为了我，付出多少心血、多少泪水，受过多少苦难、多少不公正的待遇。我怕母亲伤心，也不敢问我父亲是个啥模样，父亲为啥不回家看咱们，父亲到底在哪儿？

    漫长的期待……

   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我意外地收到了我父亲的消息：原北京师范大学的党委书记谢春芳老人是我父亲的同学，她详细地向我讲述了我父亲的有关情况。

    我父亲名讳于鸿濂，1914年生，性聪悟强，1936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临沂第三乡村师范学校，思想进步，追求真理，品学兼优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随学校撤往河南省老河口联办中学读书，时间不长，便又到了中共中央开办的安武青训班学习。1938年初奔赴革命圣地延安，2月到陕北公学学习，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5月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分配到山西运城搞民运工作，宣传发动群众参军参战，抗日救国，并组织民众参加敢死纵队（即新军）。父亲工作热情高涨，整日没白没黑地干，终因积劳成疾病倒了。1939年8月，他在给他的战友、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过云南省副省长的朱玉堂信中说，他患了肺结核。不久父亲就溘然长逝，英年25岁。

    我终于找到父亲了！这一迟到的消息，让母亲和我又是高兴又是悲伤。高兴的是，几十年来的漫长等待，终于有了结果。这一消息的到来，驱散了母亲和我缠绕心头的阴影，也改变了人们对我们的看法；悲伤的是，几十年的漫长等待，等来的却是父亲的死讯，且尸骨未见，怎不叫人肝肠寸断，泪雨倾盆呢！可怜的母亲一下子又苍老了许多。自小就不知父亲是啥模样的我，总梦想着见到父亲的那一天，如今却成了终生的遗憾！悲痛之余，我想：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，父亲的选择是正确的，是光荣的。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，父亲舍小家顾大家，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是值得的。他的死比泰山还重，我为父亲感到光荣和自豪！

    1982年6月，民政部追认我父亲为著名烈士，母亲和我在生活上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抚恤和照顾，得到了人们的敬重，有了做人的尊严。我们的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乐，都有意义。母亲活到了90多岁，2007年她带着欣慰和幸福的微笑，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，与世长辞。母亲完成了父亲的夙愿，终于含笑于九泉。

    父亲的“革命烈士”荣誉虽然来得迟了一些，但终于实至名归，死得其所。这也证实了这样一个真理——是真金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它都是会发光的，永远是最珍贵的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（于瑞生 口述  孙汉林 整理）